2019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隆重开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了过去一年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几方面对2019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并列提出,并提出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为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导向标,提出了新目标。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既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挑战,也迎来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历史机遇。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全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环境短板,夯实生态基础。
第一、绿色发展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治本之策。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动因。全球性、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非绿色增长的结果,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无情报复。当前,加快经济增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本国贫困问题的不二选择,然而,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最终付出了相当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据报道,2016年,印度已超越我国成为二氧化硫排放的世界第一大国;2018年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5座城市中,有14座都在印度。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进行保护修复。
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以末端治理为主的环境污染治理路径和模式。实践表明,末端治理能够削减排放端的污染物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环境负荷,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未来的环境污染治理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不可否认,末端治理常常是把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水、气、固等污染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治标不治本。必须从源头预防和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日本及欧盟国家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制定和完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技术进步、产业优化升级、跨国产业转移等途径,基本上实现了本国经济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着改善。
因此,只有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强化以生态环境管理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转变,以生态环境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和环境效率革命,走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必然途径,也是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治本之策。
第二、绿色发展为生态环境管理转型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局部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还十分严峻,广大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快补齐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成为新时代赋予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使命,刻不容缓。
然而,生态环境保护绝对不能“就环保论环保”,如果囿于“就环保论环保”的圈子,脱离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不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不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就很可能与经济发展形成冲突和矛盾,不但无功而返,而且会阻碍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正如生态环境部李干杰部长指出的那样: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坚持绿色发展,不能只讲发展不顾环境,不能先发展后环保。如果经济发展一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吃祖宗的饭、欠子孙的债,不算本事、难以持续;也不能只强调环保不顾及发展甚至搞垮了经济,同样不算本事,最后也会伤害环保。
近几年,我国个别地方出现的环保“一刀切”现象,这是生态环境领域中典型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从表面上来看,环保“一刀切”问题是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本身理解不到位而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问题,实质上是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国家大计、民生福祉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对待,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以落实,是在“就环保论环保”惯性思维引导下的乱作为、懒作为现象,完全违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严重背离了生态环保政策的初衷,极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生态环境保护担负着守护和建设“绿水青山”的历史重任。未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紧紧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目标不动摇,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全面融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之中,加快生态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打造绿色发展新动能,全面推动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也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和成败。